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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提到说韦伯关于儒家的价值取向，有这样一个界定：儒家是入世的，完全认同现实，所以儒家转世的能力是不够的。

从人文学科的视角着眼，我们可以把整个生活世界划分成五个基本的价值领域：实利（利）、信仰（信）、认知（西方哲学强调的真）、道德（狭义上的善）、炫美（美）。在信的领域，人们主要是通过崇信那些被赋予了终极意义的对象，以求获取心灵的慰籍，因此在这方面对人有益的是信善——也叫信仰之善。

有鉴于此，我们也能在中文恶字异音异义的两位一体中宣称：就其核心语义而言，恶自身是指人们认为有害处、因而想要去除的坏。[⑨] 亚里士多德：《形而上学》，吴寿彭译，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，第247页。或者说，作为概念，恶是指令人厌恶的有害之坏——又叫有害之可恶性（可厌性）。就此而言，本文关于善恶概念的语义分析，不仅适用于人们在道德生活中所说的善恶，而且也适用于人们在非道德生活中所说的善恶。结果，倘若主体是人，好便能直接走向可欲性（下毒者想要见血封喉的毒药）。

不错，凭借理性人们能够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（我们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事物的理性本质）。进一步看，由于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，生活世界中的价值属性也是多方面的。要解构性→情观念，首先须解构先验的性观念。

不是‘性（‘理），而是情。[27] 就儒学从性→情到情→性的转向来说，蒙培元的工作显然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。义之谓正，如孟子说：义，人之正路也。[21] 梁漱溟：《中国文化要义》，上海：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119页。

（《东颇易传》卷七[⑨]）这就是说，善性并不是道本身。生活感悟决不是一种认识，恰恰相反，一切认识都渊源于生活感悟。

[31] 黄玉顺、任文利、杨永明主编：《儒学中的情感与理性——蒙培元先生70寿辰学术研讨会》，北京：现代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49页。[33] 李泽厚：《人类学历史本体论》，天津：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200、21页。）现代新儒家的生命存在其实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本体范畴，这与西方生命哲学（philosophy of life）相通。[46] 这种仁爱情感在情绪层面上就是孟子所讲的恻隐之心（compassion）、不忍之心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，而在感情层面上就是孔子所讲的爱[47]。

[37] 李泽厚：《人类学历史本体论》，第139页。……仁义礼智，非由外铄我也，我固有之也，弗思耳矣。（黄玉顺等主编：《儒学中的情感与理性——蒙培元先生70寿辰学术研讨会》，后记，第138页。[26] 他的思想因此被称为情感儒学

前一种情指本源情感、事情本身，后一种情指主体性的人的情感。颜渊入，子曰：‘回，知者若何？仁者若何？颜渊对曰：‘知者自知，仁者自爱。

[26] 蒙培元：《我的中国哲学研究之路》，《中国哲学与文化》第2辑，刘笑敢主编，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。然而，存在之谓生活，并非海德格尔意义上的那种与生存（Existenz）相对的存在（Sein），亦即不是此在（Dasein）的存在。

（《东颇易传》卷七[⑨]）这就是说，善性并不是道本身。因此，就情的本源意义而论，也可以说：情感即是生活，生活即是情感，亦即存在本身，是一回事。[⑤] 荆门市博物馆编：《郭店楚墓竹简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。情感主义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。[50] 参见郭齐勇主编：《儒家伦理争鸣集》，武汉：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。[30] 蒙培元：《理性与情感——重读〈贞元六书〉、〈南渡集〉》，载《读书》2007年第11期。

（二）儒家形而上学的情感观念 经过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、进入帝国时代以后，儒家的情感观念发生了一次转折，即从情→性观念转向性→情观念。（《孟子·告子上》[③]）这里以山之性譬喻人之情，明显地是性情同用：不仅情即是性，而且兼指情感和实情。

此性或中是大本，即形而上的本体。[46] 这种仁爱情感在情绪层面上就是孟子所讲的恻隐之心（compassion）、不忍之心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，而在感情层面上就是孔子所讲的爱[47]。

但不论形而上者、还是形而下者，都是存在者，而非作为本源的存在。[⑥] 其中情→性结构是早期儒家的观念，所以先秦时期常见情性的说法，而罕见性情说法。

[40] 换句话说，生活与生活感悟的关系并非所谓存在（其实指存在者）与意识的客体-主体关系，因为客体和主体都是由生活所生成的存在者，而生活感悟是先在于存在者的事情，是与生活浑然共在的事情。儒学的情感转向发生于一部分现代新儒家。《论一体之仁与爱的共同体》，《社会科学研究》2007年第6期。[47]《论语·阳货》：予（宰予）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？ [48] 黄玉顺：《中国正义论纲要》，《四川大学学报》2009年第5期。

[⑦] 毛亨：《诗序》，见《十三经注疏·毛诗正义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。他这方面的代表作《情感与理性》（2002年）以及一系列文章，都在强调情感对于儒学、中国哲学的根本意义，认为儒家哲学就是情感哲学[24]。

[⑩] 苏轼：《苏轼文集》，卷二，第60页。吾未尝见火，而指天下之熟物以为火，可乎？夫熟物则火之效也。

儒家的情感观念再一次被充分凸显出来，这与当代著名哲学家蒙培元的工作密切相关。然而儒家思想并没有停留于此，而是更进一步推展：爱不仅是导致利益冲突的原因，更是解决利益冲突问题的根本保证，这就是仁爱中的一体之仁，也就是正义原则中的正当性原则。

[51] 黄玉顺：《荀子的社会正义理论》，《社会科学研究》2012年第3期。而李泽厚则被列入第八章实践本体论。人之情是指的主体之情、即情感，事之情是指的本源之情、即事情，庄子意在解构主体性、而回归本源存在。生活即是存在、即是生存。

[22] 在他看来，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的，而伦理关系，即是情谊关系，……伦理之‘理盖即于此情与义上见之[23]。不仅如此，这种性→情结构具有了形而上学的意义，即与本→末、体→用的观念联系起来，成为从形而上者到形而下者的落实：性是本、体，情是末、用。

唯其如此，用以调节利益冲突的礼义才是必要的。但庄子并不是无情，而其实是回归本源情感，也就是说，前主体性的本源情感就是实情。

这也就是毛亨《诗大序》所说的发乎情，止乎礼义[⑦]。[37] 这与生活儒学的思想视域截然不同。